【科室文化专集·眼科】孙世珉教授的回忆眼科历史摘录

【科室文化专集·眼科】孙世珉教授的回忆眼科历史摘录

      我的医疗业务的成长主要是在北医，当时眼科毕华德教授任第一任眼科主任。北医有严格的查房制度，查房前主治医生提出要讨论的病人的病况要点。我是住院医生，每次查房前都要帮助实习医生写好一份详细的标准病历，这就需要了解病人的一切情况，甚至病人的视力、眼压等数字都要能背下来。为此我就得根据病人的情况查阅不少文献和资料。好在我住在医院里，每天晚上都要看书学习。查房时，主任和各教授及主治医师们都参加，阵容强大而严肃。每到这时我都特别紧张，因为不知道上级医生要向你提出什么问题。如果答不上来，那是很难看的。但是这一切的严格训练使我受益匪浅。毕华德教授经常考问我，有时我答不出来，问得我面红耳赤。有一次问我屈光检影结果的换算方法。过去在沈医配眼镜，检影作为参考，测出个大概。主要是靠病人的主观试镜。北医则很重视检影的结果和换算。这就督促我要认真学习屈光学。

     1953年我刚到北医眼科不久，毕华德主任就动员大家搞科研调查，调查我国人的眼病正常值。我是在角膜大小测量组。李凤鸣教授联系工厂和学校。李教授带领我们调查了1000多例，有时是在业余时间调查。最后叫我带领小组做统计分析，当时只有手摇计算器做计算。由我最后完成文稿，发表在中华眼科杂志。当时丁淑静大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此外，李教授经常开展专题讲座，如眼科病理学等。刘家琦教授经常选择重要的英文文献送给每个青年医生翻译，然后她来修改，投稿到国外文摘杂志。

      后来毕主任又把协和医院的老病历借来，让医生们分成几个小组各调查一种病。由我调查的是虹膜睫状体炎的发病情况。我一看病历都是虹膜睫状体炎并发后遗症的病人，有的眼球萎缩，多数双眼失明。病人来诊一次就走了。可见解放前老百姓不能早期就医，都是眼睛几乎瞎了才来就医，但已经晚了。后来我发现毕老师是在1932年最早报告我国人的虹膜睫状体炎的人，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他把自己早已关注的课题交我来做，我很感谢。由此也启发我后来研究葡萄膜病，促使我写了一本一百多万字的《葡萄膜病学》（200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