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罕见病日|疾病罕见,关爱不罕见
光明网讯(记者沈甜)罕见病是众多患病率极低疾病的统称,又称“孤儿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是患病人数占总人口0.65‰—1‰的疾病。目前,已知罕见病超过7000种,全球预计有3亿名罕见病患者。由于人口基数大,罕见病的发病率虽然小于千分之一,但罕见病在我国并不罕见。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罕见病患者超过2000万人。
我国高度重视罕见病的防治,近年来,我国在罕见病领域的政策保障进度有目共睹。面对罕见病患者“确诊难、治疗难、买药难”的突出问题,2018年5月,国家五部委联合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表明了国家加强维护罕见病患者健康权益的决心与信心。2019年2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以提高罕见病诊疗水平;2019年2月27日,我国首部《罕见病诊疗指南(2019年版)》发布;2019年3月1日起,我国对21个罕见病药品和4个原料药给予增值税优惠。这一系列的重磅举措无疑给罕见病患者带来了强心剂,给遭受罕见病折磨的家庭带来了新曙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北大医院遗传性肾癌诊疗中心龚侃教授、张争教授、蔡林教授团队,多年来致力于泌尿系统罕见病的工作,在遗传性肾癌、家族性嗜铬细胞瘤等领域有诸多成绩,坚持不懈地推动泌尿系统罕见病的“诊、防、治”研究及转化应用推广。
在第14个国际罕见病日到来之际,光明网记者专访了龚侃教授团队,请他们为广大网友解读目前泌尿系统罕见病的现状及应对措施。
作为国内泌尿生殖系统罕见病领域研究的推动者与引领者,龚侃带领团队多年来不懈坚持在遗传性肾癌、家族性嗜铬细胞瘤等领域深耕,给广大罕见病群体带来了新的希望。龚侃教授谈到,目前我国对“罕见病”的认识仍不够充分,医生在面对罕见病时,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系统性看待多器官疾病及遗传倾向,造成误诊误治。即使准确及时地得出诊断,对于罕见病,也缺乏足够有效的治疗方案,目前的方案多是基于散发性疾病的方案外推而来,不能做到“精准治疗”及个体化诊疗。对于罕见病亟需的“孤儿药”,也存在选择性少、可及性低、价格昂贵等困境。总的来说,泌尿系统罕见病和其他罕见病一样,存在“确诊难、诊治难、买药难”的问题。
中国唯一得到国际认证的遗传性肾癌国际诊疗团队 填补国内多项空白
谈及罕见病领域存在诸多棘手的问题,龚侃教授表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2018年5月,国家卫健委、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其他部门发布了《中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包括121种罕见病,惠泽超过300万的罕见病患者。之后,2019年2月15日,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建立;2019年2月27日,我国首部《罕见病诊疗指南(2019年版)》发布;3月1日起,我国对21个罕见病药品和4个原料药给予增值税优惠。截止目前,在121种罕见病治疗药物中,已在我国上市且有适应症的有50余种,其中40余种药物已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减轻了患者负担。2013年,得益于北京市卫生局和北京医学会的指导与帮助,北京市医学会罕见病分会也正式成立。在学会领导下,龚侃教授牵头筹备了北京医学会罕见病分会泌尿学组,把关注着泌尿领域罕见病诊治的同道们汇集到一起,整合北京地区的罕见病医疗和科研资源,推动泌尿领域罕见病的知识普及和防治工作,更好地服务北京及全国的罕见病人群。
谈到泌尿领域罕见病的危害,龚侃教授认为泌尿外科历来是罕见病的高发领域,譬如10%的肾上腺瘤为遗传性肿瘤,5%的肾肿瘤为遗传性肿瘤,约1%前列腺癌有家族遗传背景,还有遗传性多囊肾、尿道下裂等等。泌尿领域的罕见病与其他领域的罕见病一样面临着临床表现复杂,鉴别诊断困难,治疗存在偏颇的现象。在临床中罕见病患者并不罕见,如果能及时诊断并有治疗整体观,无论是患者还是亲属均有非常大的益处。譬如遗传性肾癌诊疗原则与散发性肾癌治疗不完全相同,肾脏手术需尽可能多的保留肾组织,尽可能减少患者手术次数,兼顾患者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治疗同时要检查其他器官有无肿瘤,另外对于亲属开展遗传咨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龚侃(受访者供图)
泌尿领域的罕见病复杂,且给患者带来的负担较重、危害较大,作为这个领域的翘楚,龚侃教授表示他们团队自1998年至今,长期致力于泌尿生殖系统肿瘤的罕见疑难病的诊、防、治攻关研究,并将科研成果积极转化于临床应用中,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
作为组建了中国唯一得到国际认证的遗传性肾癌国际诊疗中心的团队,龚侃团队建立了中国最大的遗传性肾癌数据库,提出具有中国人群特色的基因型理论和分类方法,早期预测肿瘤发病风险和生存预后,为我国遗传性肾癌防治工作提供新思路;制定了中国遗传性肾癌诊疗体系,在全国多家大型三甲医院推广,使我国患者诊断率提高至98%,并大幅提高遗传性肾癌患者的生存;结合我国VHL病患者特有的遗传和发病特点,牵头编写了国内《中国VHL病诊治专家共识》及诊疗指南,并在全国推广;完成国内首例遗传性肾癌产前诊断,完善了遗传性肾癌产前诊断体系,为我国罕见病政策的制定和优生优育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系列研究和发现,为罕见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成立国内唯一的遗传性肾癌研究中心 VHL确诊率提高至98%以上
多年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北大医院遗传性肾癌诊疗中心在遗传性肾癌VHL病领域的研究令人瞩目,蔡林教授谈到VHL病是由VHL基因失活导致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其表现为多器官肿瘤综合征,病变可涉及中枢神经系统血管母细胞瘤、视网膜、肾、胰腺、肾上腺等。其中脑部血管母细胞瘤和肾癌是最重要的危及患者生命的原因。龚侃教授组建团队联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多学科成立了国内唯一的遗传性肾癌研究中心。在此研究中心平台支持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建立了亚洲最大的VHL病患者数据库。积累了VHL病患者和家系近千例。VHL病患者罹患肾癌发生率约为25%—60%,平均发病年龄为40—45岁,比散发性肾癌平均发病年龄早约20年,且随着患者年龄的增长患者双侧肾脏会不断有新的肾癌发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蔡林(受访者供图)
针对VHL病患者基因诊断率不高的问题,蔡林教授表示,团队开发了适合国情的VHL病基因诊断新方法,使VHL病的确诊率由原来的60%提高到至98%以上,并获得了国家专利。该诊断体系目前已经为几千例肾癌患者及家属进行VHL基因筛查检测,并在全国20多家大型三级甲等医院广泛推广应用。除了基因检测,我们还完成了中国首例VHL病产前诊断,推动VHL病产前诊断,预防出生缺陷,响应“优生优育”的基本国策。此外,还提出具有中国VHL病人群特色的基因型-表型相关性理论和分类方法,早期预测各类肿瘤发病风险和生存预后。并且通过开放、腹腔镜、机器人进行各种高难度保肾手术,使患者肾肿瘤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尽量保护患者的肾功能、避免过早的非必要透析。对于晚期肾肿瘤患者,通过精准靶向和免疫治疗使患者达到长期生存。目前北大医院遗传性肾癌诊疗中心治疗的VHL病肾癌患者的生存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些工作都使得VHL病的“诊、防、治”一体化全程管理得到进一步落实,也为精准诊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MDT为嗜铬细胞瘤患者提供个体化最优全程管理
人类已知的罕见病中,80%为遗传疾病,普遍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在泌尿罕见病领域,家族性嗜铬细胞瘤不容忽视,遗传因素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张争教授谈到家族性嗜铬细胞瘤是泌尿系统罕见病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由于对该病认识不足,缺乏相关内分泌激素及核素检查手段,嗜铬细胞瘤在很多基层医疗机构不能被诊断和治疗,误诊误治率高。更为棘手的是,该病的手术风险高、难度大,正确的围手术期处理及手术方式至关重要,但部分医院对此经验不足,导致手术风险明显增加,严重时危及患者生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争(受访者供图)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作为全国泌尿外科的先行者与发源地,拥有非常丰富的嗜铬细胞瘤病例。张争教授说,超过40%的肾上腺嗜铬细胞瘤都与遗传有关,这个比例非常高。在过去有较多的家族性嗜铬细胞瘤患者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治,从而严重影响生存寿命。中国嗜铬细胞瘤的遗传基因谱可能与西方有较大差异,手术方式的选择也需要分类、分层优化并进行个体化实施,难治性病例的综合治疗则需要进行精准医学、MDT诊疗模式。因此,张争教授和同事们依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团队的罕见病、遗传病诊疗平台,为患者提供从遗传家系筛查到手术方案个体化设计的全程管理,特别是根据病情提供从微创手术(机器人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到传统开放手术的全面解决方案。他们依据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为患者提供最优围术期管理方案,以最大程度保障手术安全有效,通过多学科合作为复杂难治性病例提供综合诊疗。
龚侃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受访者供图)
谈及对未来罕见病领域的期待,龚侃教授谈到,罕见病领域在近年来备受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多年前,在国家罕见病政策推动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率先成立了罕见病中心,内设专家委员,集结了多个临床学科和遗传学领域的专家,构建了多个罕见病诊治和信息交流一体化小组,最大化依托综合医院雄厚的医疗资源,更好地改善罕见病患者的就诊现状,为患者提供最佳管理方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作为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北京市牵头医院,对于国家公布的罕见病目录中的121个病种均具备诊治能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遗传性肾癌诊疗中心目前联合泌尿外科、神经外科、眼科、耳鼻喉科、普通外科、妇产科、生殖中心、儿科等科室,组建了MDT多学科会诊团队,为泌尿系统罕见病患者建立系统、全程、规范化诊疗模式,逐步实现罕见病患者的“早诊、早治、个性化管理”的目标,使“疾病罕见,关心不罕见”。
龚侃表示,未来,希望国家和社会团体能进一步关注罕见病患者,关心这一少见群体,在政策、宣教、科研、诊疗、权益保障、社会公平等诸多薄弱环节出台政策,使得对罕见病群体的有益措施进一步落到实处,更好地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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